以颜色凸显特征的辽白瓷在辽代陶瓷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颇具收藏价值。辽代白瓷在烧造技术上可追溯到唐代邢窑，又受到宋代定窑的影响，素有“北定”之称。辽白瓷在造型和装饰上沿袭了定窑的风格，又结合了游牧族群的审美，使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艺术碰撞出火花。

辽白瓷釉色为白中略微泛黄，常见的造型有碗、盘、碟、壶、注、罐等，纹饰以刻划或模印为主。

日前，记者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三展厅看到一件造型古朴典雅的辽白釉折枝莲花纹瓷注，器型圆润，通身施白釉，釉色纯净。瓷注上的折枝莲花纹细腻生动，展示了辽代瓷器工艺的独特魅力。

该馆藏品部副主任塔娜介绍：“这件瓷注出土于丰镇市九墩沟墓葬，圆唇、内敛小口，配有圆钮盖，短流与单把设计精巧，折肩，器身压莲瓣，直鼓腹与假圈足的搭配增加了器型的稳重感。”

辽是由契丹人建立的封建王朝，享国218年，共传九帝，与北宋、西夏等政权并行于世。

公元1005年，宋真宗与辽圣宗在河北澶州签订合约，达成停战协议，并以白沟河为界，确定了宋辽之间的国界。两国从此成为兄弟之国，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互市，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宋辽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两国之间再未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为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创造了和平局面。民众休养生息，社会安定祥和，促进了契丹人与中原人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交融，将白瓷续传，“辽白瓷”得以正名立号。

在陶瓷历史中，有“南青北白”一说，这也是关于陶瓷中“白色”最早的依据。南青，指南方浙江的越窑青瓷；北白，指河北的邢窑白瓷。宋代，定窑接替了邢窑的白瓷地位，继续延传，成为五大名窑之一。

辽代与北宋同时期存在，互有往来，两种文化逐渐相互渗透并影响，辽白瓷受益匪浅，有了“北定”之称。

辽白瓷釉色白中略微泛黄，在整体上较为粗犷，宫廷用瓷不乏精细之作。受地域与技术水平影响，辽瓷在细腻度上略逊于中原瓷器，釉色和质感很大程度受烧制温度和窑炉结构影响。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馆长邢婉介绍：“辽代，窑炉技术较为原始，烧制时火候不均，致使部分辽瓷釉色不均，却也赋予了其独特的质朴美感。装饰方面，辽瓷广泛运用了刻花、划花、点彩等技法，纹饰多以自然界的植物、动物为题材，粗犷而简朴。尤其植物纹饰，受中原文化影响，多见莲花、牡丹等，特别是在白釉瓷器上，植物纹饰装饰常以简约、写意的风格出现，凸显辽代瓷器的自然朴素之美。”

辽代，契丹人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浪潮中，艺术也在交融中创新。莲花纹在春秋时期已出现，是我国最早成系列发展的植物纹样之一。宋代人追求雅致，素淡幽雅的莲花颇受青睐，周敦颐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便是最好的诠释。

宋代与辽代手工业的繁荣为莲花纹样的广泛运用开辟了空间，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工艺品，莲花纹的艺术形式最为丰富，成为仅次于牡丹纹的流行纹样。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的辽白釉折枝莲花纹瓷注，器身装饰莲花纹，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晶。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质，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纯净境界，儒家以其象征高洁君子。

莲花又称荷花，“荷”与“和”同音。中庸之道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庸》强调修身，即中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居自己的位置，万物就会生长发育。

宋代的莲花纹突出“雅”，纹路精细、组织严谨，线条精练流畅。辽代吸收着中原文化，一方面模仿中原人喜爱的莲花纹样装饰器皿，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自己的审美观。文中瓷注上的莲花纹便如此，既保留了中原文化里莲花的传统寓意，又融入了契丹人对自然的崇尚，反映出辽代不同文化互鉴、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

【自白】瓷韵风流显匠心

我是一只来自辽代的白釉瓷注，大家也可以称我汤瓶或酒注。在古代，我们注子起初是盛酒的器具，后来演变为茶具的一部分。我们有独特的把手，可以隔离我们肚子滚烫的温度，这样人们使用我们时才不烫手。

一千多年前，契丹匠人粗糙的双手反复将我捶打、提拉，掌心与指尖的老茧不断地摩擦着我的坯体，我被塑成一把高12.5厘米的壶的形状。

匠人精心为我设计了口径3.3厘米的圆形嘴。从整体比例来看，我的肚子大了些，腹径12.8厘米，底径5.8厘米。匠人还给我配置了有圆钮的盖。

品酒与呷茶，是中原文人雅士的乐趣，马背上长大的契丹匠人特别向往这种惬意的生活，所以不管未来我被用于温酒还是泡茶，都应该有雅致的范儿。于是，匠人拿起刻刀，仿佛要温暖刀锋般放在唇边呵了口气。接着，他就在我素白的坯体上勾画起来。先在我的脖子上刻划了6片花瓣，像给我戴了项链。又在我的肚子上刻划了折枝莲花，先刻出如小盏般的花萼，再刻层层舒展的花瓣，最后划几道既透着刚劲草原力道、又含着江南莲花柔婉的曲蔓。

入窑那一刻，我被挤在一堆瓷坯中间，窑火燃起，起初是微烫的暖意，渐渐化作灼骨的炽热，釉料在我身上融化、流淌，瓷土在高温中收缩、致密，每一寸肌肤都在经历涅槃般的蜕变。我听见窑柴“噼啪”爆响，感受着釉色从乳白渐变为莹润的暖白，折枝莲花的刻痕被釉料轻轻填满，又在冷却时微微凸起，形成温润的肌理。

出窑后，我成为辽代贵族宴饮时的器皿。我在满天星斗的草地上听过马头琴悠扬的旋律，宾客觥筹交错的暖意沉淀在我的釉色里。

后来，我陪着主人沉睡在黑暗中，待重见天日时，已经褪去了昔日的烟火气，多了千年时光的厚重。如今，我静立展柜中，白釉依旧温润，莲纹依旧清晰，每一道刻痕都在诉说着辽代的工艺智慧，每一寸釉色都在见证着南北文化的交融。我是辽白瓷的缩影，是跨越千年的文化使者，我为大家讲述着那个时代草原与中原的瓷韵风流。（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共同创造中华文明

在辽政权建立中期，“澶渊之盟”的缔结使宋辽之间和平百余年，两国之间文化、贸易交流不断，百姓安居乐业，大力发展手工业，辽瓷也乘风而上。

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北宋中后期，这一阶段定窑的白瓷烧制工艺臻于成熟，制品胎骨薄且精细，颜色洁净，瓷化程度高，釉质坚密光润，又以瓷器上的纹饰、纹样、构图辅以刻、划、印、贴等多种技法而名闻天下，并对周边窑场以及后世制瓷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考古文献记载，精细的辽白瓷基本为辽代中晚期制造，很大程度上显现着定窑的影子。

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龙泉务窑和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林东上京窑、缸瓦窑都是辽白瓷的重要窑场。经考古研究，龙泉务窑已发掘的13座窑炉大多为倒焰窑，器物装烧皆为正置叠烧，有别于定窑的覆烧方式。工艺装饰手法有刻、划、压印、剔、贴塑等方式，纹饰为莲荷、牡丹、蕉叶、梅菊等植物纹，制作工艺、器形、釉色、纹饰与瓷化程度等与北宋同期定窑极其相似，再加上龙泉务窑位置与河北定窑位置邻近，最终被归属于定窑系。

随着契丹人对中原文化吸收度的提高，以磁州窑为蓝本的“汉式”制瓷应运而生，辽瓷的几大窑场中后期制品中清晰展现了这种风格。辽代境内磁州窑风格制品普遍采用化妆土工艺，纹饰朴素、简单，吸收了磁州窑的瓷上水墨绘画、书法、浮雕式剔刻等技法，在器物成型、施釉方面也基本一致，装烧的窑具也与中原窑场大致相同，艺术风格更多体现出类似于宋代的精致与文气。

定窑、磁州窑等中原窑口对辽瓷的影响既全面又深远。从点滴的历史遗存中，我们能感受到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不同的文化在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中发展，共同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作者系乌兰察布市博物馆馆长）

【史话】契丹白瓷汉韵浓

辽代在我国统一的国家历史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世的金、元政权沿袭辽制，对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的开发有着深远影响。

契丹作为游牧部族，虽然手工业基础较薄弱，但契丹人注重学习先进文化，以草原文化为主体，汲取唐宋及域内外不同文化的精髓，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重视农耕与手工业生产。瓷器作为辽代手工业的重要篇章，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辽代文化早期受唐代影响，瓷器制作工艺及器型特征有唐风制品的影子，但宋政权建立后，经济文化发展迅速，陶瓷业空前繁荣，又深远影响了辽代制瓷业。辽瓷将传统皮、木、金属等质地器物风格应用在制瓷器形上，如鸡冠壶、凤首瓶、鸡腿瓶、海棠长盘等典型的形制。除此之外，与中原器型基本一致的则定义为“契丹中原类型”瓷器。

契丹建立辽政权后，与中原的交往日益密切，包括贸易往来、文化交流。辽朝在河北、山西等地设有行政机构，管理当地事务，促进了契丹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契丹人以游牧经济为主，而中原人则以农业经济为主。契丹人向中原地区出售马匹、皮毛等特产，中原人则向契丹人提供丝绸、茶叶等商品。经济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加强了双方的交往交流交融。辽国还引进大批中原人才，带来技艺，带动审美观念的传播与交融，所以辽瓷制造离不开中原工匠的直接参与。

辽瓷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遗产，体现了不同民族在手工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元素。辽瓷制造与贸易的相互参与，既增强了不同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也促进了交流与互鉴，进一步推动了宋、辽时期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